「我在中國惠普的六年」故事四:法規與稅務的快速改革

程天縱
1979到1997服務於惠普,其中1992到1997擔任中國惠普總裁。1997到2007擔任美國德州儀器亞太區總裁;2007到2012加入富士康擔任集團副總裁,2011年兼任集團子公司香港上市的富智康CEO。 2012年6月決定退休,2013年9月投入中國創客運動,協助指導創客創業。 本文已獲作者親自授權整理刊登。

中國大陸歷經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後,鄧小平祭出了改革開放的大旗;但是經過這場浩劫的中國大陸,經濟文化受到重創,民生凋疲,因此改革開放的進展十分緩慢。

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開始積極引進外資,尤其是高科技產業和製造業更是重點;中國惠普作為高科技領域的第一家中美合資企業,於1985年6月20日在北京成立。緊接著,大量的外資公司看好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紛紛進入中國、找到當地的合作伙伴成立合資企業。

中國惠普的成就

1987年開始,中國政府開始評選「中國十佳合資企業」,藉此表揚合資企業在中國的成就,並且進一步推廣和吸引更多的外資企業到中國來發展。藉由外商先進的科技和經營管理能力,透過合資經營的模式,帶動本土企業的發展,培養大批的本地人才。

在每年的「中國十佳合資企業」頒獎大會之後,由政府相關部委領導和合資企業的代表座談,以便瞭解他們在經營上所碰到的困難,並加速改善合資企業在中國的發展環境。

由於當地政府的支持,中國惠普在80年代和90 年代,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取得了傲人的成果。中國惠普不僅僅是中國領先的IT企業,更是一家具有良好社會形象、公信力、責任心和創新進取精神的企業。

在這段期間,中國惠普曾經連續六年獲得「中國十佳合資企業」、並連續四年贏得「中國最受尊敬企業」;同時,連續16年被評為全中國「雙優」企業,獲得二十年中國信息產業「最具影響力企業」的榮譽稱號。

我很幸運的,在1992年初派駐中國北京擔任中國惠普的第三任總裁,參與了這一段時間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的快速發展。

快速解決法規障礙

中國大陸就像一塊乾燥的海綿,快速的吸收水分。從大量的外資企業和合資企業身上吸取現代化的科技和經營管理的經驗。這些政府官員從來不掩飾自己的缺失,真正做到不恥下問,真誠的傾聽合資企業的意見,加速政府和投資環境的改革開放。

在我到任不久之後,我就參加了「十佳合資企業」的頒奬典禮;會後由時任經貿部副部長吳儀主持座談會,獲奬的合資企業代表和政府各部委負責人直接交流。

這樣的一個活動,讓合資企業的代表能夠直接面對政府相關單位的負責人、去除掉許多官僚的形式和步驟,而且可以直接認識許多參與大會的中央政府官員,為未來的溝通交流開闢了一條快速通道;藉著頒奬會後的座談會,我也提出了許多造成合資企業經營困難的落後、不合理法規,希望政府能夠加速改善。

當年就獲得改善,第二年就不必再談老問題,而是提出新問題。

我連續參加了幾年,每年都提出了不一樣的問題。而因為我提出以後,當年就獲得改善,所以第二年就不必再談老問題,而是提出新的問題;當時政府的效率實在是驚人,也贏得了所有外資企業代表們的尊敬。

在1992年的座談會中,我對吳儀提出了立即取消合資企業「薪資封頂」不合理政策的建議;而在不到一年的之後,這個「薪資封頂」的做法,就被取消掉了。

由於合資企業的大部分員工,都是由中方國有企業抽出部分人員和外資企業成立合資公司,然後由外資企業派專家和管理幹部來經營,因此合資企業裡的中方員工薪資,應該和原本國有企業的薪資接近,以免造成不公平的現象,並增加了國有企業的管理的困難。

當時由政府訂定每人平均薪資標準,並且透過行政命令指示銀行體系,依據合資企業列冊的中方員工總人數、乘以每人平均薪資,作為合資企業每個月可以發放給中方員工的薪資總額;但這樣卻造成了「自己存在銀行的錢,卻沒辦法提領」的奇怪現象。

在當時民營企業剛開始發展,所有合資企業的中方合作夥伴都是國有企業;除了有多年的基礎之外,國有企業提供非常好的福利,例如住房、交通、保險、探親等等。這些都需要時間和資金來建立,是合資企業無法在短時間之內提供的。

在薪資和國有企業相等,而福利又遠遠比不上的情況下,在人才的吸引和獲得方面,合資企業就面對了不公平的競爭;由於政府聽取了我們的建議,很快的把「薪資封頂」的政策取消,我才能夠順利推展中國惠普的薪資福利改革,執行了「單一薪俸」政策。

隨著企業環境進行稅務改革

可是接下來又引發了另外一個問題:本地員工的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太低了,在改以現金發放福利和實物之後,現金薪資就增加了兩到三倍左右,因此員工就要繳交巨額的個人所得稅;由於「單一薪俸」的單純化,降低了許多管理的費用和成本,因此我毫不猶豫的答應員工,將因此造成的額外個人所得稅再加進薪資裡面。

雖然員工知道,他們並沒有因為實質增加的個人所得稅造成個人的損失,但是心理上仍然不能平衡;因此有許多員工抱怨,認為我把公司的資金白白的交給政府,去付個人所得稅了。

後來根據我所看到的一份政府財政收入報告,並加以統計計算之後,我發現員工不到500人的中國惠普公司,繳交的個人所得稅居然佔1993年全中國個人所得稅收入的千分之二。我不禁為自己的大膽改革,揑了一把冷汗。

惠普繳交的個人所得稅,曾佔全中國個人所得稅的千分之二。

在1993年「十佳合資企業」頒奬典禮之後的座談會裡,我提出了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太低的問題,不利於合資企業在薪資福利方面的改革。

1980年9月10日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稅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頒布的第一部個人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是800元(人民幣,下同);但有鑒於實際中國平均薪資遠低於這個金額,因此1986年9月25日國務院發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收入調節稅暫行條例》,自1987年1月1日起,把對中國國內公民的個人所得徵收的個人所得稅改為徵收「個人收入調節稅」。

從此,「個人所得稅」成為對在中國有所得的外籍人員徵收的一種涉外稅收,起徵點是800元,而中國公民的「個人收入調節稅」起徵點是400元。中國惠普的薪資改革,將員工的薪資推高到1500到2000元之間。因此,可以想像每個員工要繳的個人所得稅有多麼龐大。

我相信,中國政府早已經注意到在改革開放之後所衍生出來的許多問題,所得稅是其中之一;但我們在合資企業座談會裡的推動和建議,也有一定的加速作用。

於是中國國務院於1994年1月28日發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稅法實施細則》,從1994年1月1日起施行。這次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將個人所得稅、個人收入調節稅和城鄉個體工商業戶所得稅,合併為統一的個人所得稅。

這就是俗稱的「三稅合一」的改革,結束了中國個人所得稅稅制不統一的局面,使中國個人所得稅制步入統一、規範與符合國際慣例的軌道。這次的改變,將中方員工的個人所得稅起徵點提高到800元,而且所得稅率也大幅的調降。

這樣一來,中國惠普的員工,在實質可支配的收入(Disposable Income)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在所得稅方面大幅的降低;當初許多抱怨我的員工,反過頭來稱讚我的遠見和英明。這對於員工滿意度的提升,也有很大的幫助。

後記

1990和1991年,我在位於北加州矽谷的惠普全球總部工作,負責接待兩岸三地的參訪團。我觀察到中國政府官員到美國從事的活動,依優先次序為:拜訪美國跨國企業的總部、到華盛頓去遊說、最後拜訪僑民組織。

而台灣政府官員到美國去的優先次序,則依次為:華府遊說、拜訪當地僑民組織、拜訪跨國企業總部;因此,我接待的台灣政府代表團非常少。

由此可見,中國大陸是先經濟後政治,而台灣則是先政治後經濟。這樣的一個觀察和結論,也讓我派駐到北京之後,為我推動中國惠普的各項體制改革壯了膽;在與中國政府的各級領導接觸之後,我對於中國惠普的改革更加有了信心。

中國大陸的經濟不是奇蹟,光鮮亮麗背後的努力鮮為人知。


喜歡我們的文章嗎?按讚立即加入粉絲團 :)

獎勵作者

歡迎您以點數獎勵作者:

關於點數的獲得與使用方式,請參閱說明